全球体育复苏的缩影
2025年初,英国足球赛场再次呈现疫情前的盛况:从英超到英冠,各大赛事几乎100%向球迷开放,看台上人声鼎沸,绿茵场内外重现激情与活力,这一场景不仅标志着英国体育产业的全面复苏,也为全球职业联赛提供了重要参考,中国足球超级联赛(中超)在球迷入场政策上仍面临诸多挑战——上座率波动、商业收入受限、球迷文化断层等问题日益凸显,著名体育媒体人王勤伯近期在专栏中提出尖锐问题:“英国足球的开放模式,中超能借鉴吗?”这一议题迅速引发业内热议,本文将从政策环境、经济逻辑、文化基础等维度,对比分析两国足球产业的差异,探讨中超学习的可能性与路径。
英国足球的全面开放并非一蹴而就,2023年起,英国政府与足球联盟逐步推行“与病毒共存”策略,通过分阶段试点、科学防控和数字化管理,最终实现赛场满员,其成功经验可总结为三点:
政策协同与科学规划
英国政府将体育赛事视为社会情绪疏导和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,卫生部门与足球联盟联合制定动态入场标准,例如以疫苗接种证明或快速检测阴性报告作为入场凭证,并设置临时隔离区应对突发情况,针对不同级别联赛采取差异化政策:英超等顶级赛事优先开放,低级别联赛通过补贴维持运营,避免“一刀切”带来的资源错配。
技术赋能与风险管控
英国球场普遍采用智能票务系统,实现实名制购票与人流动态监控,2024年推出的“数字健康通行证”与门票绑定,大幅降低管理成本,俱乐部通过延长入场时间、分区域开放看台等方式分散人群,既保障安全,又提升观赛体验。
球迷文化的内生动力
英国球迷对现场观赛的需求远超其他娱乐形式,据《卫报》统计,2024年英超场均上座率高达97%,球迷组织甚至自发配合防疫检查,这种高度自觉源于足球深入社区的文化传统——比赛日不仅是消费行为,更是情感联结与社会认同的体现。
反观中超,尽管2024赛季已尝试恢复主客场制,但球迷入场率长期徘徊在30%-50%,部分场次甚至出现“空场”现象,王勤伯指出,中超的挑战远不止公共卫生问题,更涉及深层结构性矛盾:
政策依赖性与不确定性
中超的开放程度高度依赖地方行政指令,例如2024年上海海港主场一度允许70%观众入场,却因零星疫情紧急叫停,导致赛程混乱,俱乐部缺乏自主权,难以制定长期运营计划,中超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入场标准,各赛区执行尺度不一,加剧了商业风险。
商业模式的脆弱性
英国足球收入中门票占比约20%-30%,而中超多数俱乐部依赖企业注资和版权分红,门票收入不足5%,一旦失去母公司输血,即便开放全场也可能亏损,王勤伯举例称,某中超豪门2024年门票收入仅覆盖球队周薪,可见其商业模式对球迷经济的转化能力不足。
球迷文化的断层
中超球迷基础虽庞大,却未形成英国式的社区黏性,短期金元足球浪潮退去后,部分球队因迁址、更名等问题失去本土认同,赛场管理粗放、黄牛票泛滥等问题进一步削弱了观赛体验,导致核心球迷流失。
英国经验虽不能照搬,但中超可通过以下方向探索适合国情的开放路径:
构建弹性政策框架
中国足协可联合卫健部门制定分级开放指南,明确不同风险等级下的入场条件,并赋予俱乐部更多自主权,参考英国“气泡管理”模式,对季票持有者实行预约制,逐步培养稳定受众。
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
引入人脸识别、无接触支付等智慧球场技术,降低运营成本,通过家庭票、主题日活动等创新产品吸引非传统球迷,如青少年群体与家庭观众,广州队2024年推出的“亲子观赛套餐”使上座率提升18%,印证了细分市场的潜力。
重建球迷信任体系
俱乐部需从“赞助商导向”转向“社区导向”,例如山东泰山队联合本地企业打造球迷会员制,提供专属福利;北京国安开通球迷热线收集意见,增强归属感,王勤伯强调:“足球的本质是情感消费,中超必须学会用长期主义维系球迷。”
挖掘二三线城市潜力
英国低级别联赛的繁荣得益于中小城市忠诚度,中超可扶持成都蓉城、浙江队等地方俱乐部,通过低票价和社区活动培育区域市场,2024年成都凤凰山专业足球场场均观众突破3万人,证明下沉市场蕴含巨大能量。
尽管英国模式提供启示,但中超的借鉴需警惕“水土不服”:
英国足球的100%开放,本质是政策理性、商业成熟与文化自信的合力结果,对中超而言,单纯追求上座率数字并无意义,关键在于能否以球迷进场为契机,倒逼联赛治理改革、商业模式创新与文化生态重建,王勤伯的提问与其说是寻求答案,不如说是一种警示:若不能将球场开放嵌入更广阔的足球改革蓝图,中超与欧洲顶级联赛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,2025年作为中国足球“十四五规划”的收官之年,或将成为联赛转型的关键节点——唯有打破短期功利主义,构建真正以球迷为核心的职业体育体系,中超才能在未来国际足坛的竞争中找回自己的位置。
(完)